中国职业足球发展概要,168体育健康网

国际足联（FIFA）在2004年公认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蹴鞠”作为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球类游戏，被视为足球运动的雏形，后来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蹴鞠”一词，最早载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中国古代的蹴鞠兴盛于唐宋，衰败于明清。当然，由于封建社会的局限，中国古代的蹴鞠最终没有发展成为以“公平竞争”为原则的现代足球运动，这个质的飞跃是在资本主义阶段的英国完成的。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现代足球运动逐渐传入亚洲，中国人踢现代足球最早开始于1880年前后。当时香港皇仁、圣约瑟和拔萃书院等三所学校的华人学生开始仿照英国人踢足球。香港和上海是中国开展现代足球运动最早的两个城市。随后，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的教会学校中也开展了足球运动。最早的华人足球俱乐部是成立于1908年的香港南华会。1913年至1934年间中国队获得了远东运动会除第1届以外的其余9届冠军。在洲际比赛中蝉联9次冠军是中国队至今仍保持的一项世界纪录。1931年中国加入国际足球联合会，并于1936年和1948年参加了第8届、第14届奥运会的足球比赛。那时的中国足球可谓是亚洲强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足球的水平很低。由于当时的国情，与我国足球队交流的多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支出访外国的解放军足球队竟以1:17输给捷克斯洛伐克队。1954年匈牙利三队来华，国家队输了个1:8。低下的足球水平促使我国足球事业领导者试图尽快提高足球水平，决定派一些年轻球员去匈牙利学习。当时匈牙利足球水平属于世界一流，刚打败从未在本土失败的英国，震惊了世界。而迎接他们的是著名教练尤瑟夫。这次中国足球的留洋应该算作中国足球在整个20世纪的第一大事，它背后的深远意义，绝不仅仅是第一次整支国家队出国留学，第一次出现外籍国家队主帅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足球的骨干，李凤楼、陈成达、年维泗这批人，日后不但成为国家队主力，更成为此后几十年推动中国足球发展的中坚力量。

1955年1月，成立了中国足球协会，1956年开始全国联赛分为甲、乙级，并实行了等级运动员和裁判员制度。1958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31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因国际足联执意保留台湾的会籍，我代表被迫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并于次日宣布退出国际足联。中国中断了与国际足球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的提升，但中国足球并不甘寂寞，在1958年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勇、快、巧、准”的中国足球风格，明确了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方向。

1964年，国家体委向全国发出了“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还确定了北京、上海等地区作为全国发展足球运动的十个重点城市。但随之而来文革使中国足球的发展陷入停滞。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世界足球运动突飞猛进的时期，各种新的技战术层出不穷，如1974年第10届世界杯赛后，世界各足球强国纷纷进入了全攻全守的发展阶段。而我国的足球运动，由于受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处于不断起伏、徘徊和振荡之中，足球运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革后，足球比赛的政治环境日益宽松，足球作为满足我国政治需要和人民文化生活需要的作用也日益凸显。1979年10月13日国际足联执委会通过决议，重新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球协会为会员，要求台湾的足球组织改名为“中国台北足球协会”，并不得使用“中华民国”的任何标志。这为我国重新参与世界最高水平的世界杯足球赛扫清了障碍。

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初，中国足球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的影响下，处于改革和探索阶段。我国足球队参加了一些重大的国际比赛，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包括1981-1982年在第12届世界杯预赛亚太区决赛中获得第3名，1984年获得第8届亚洲杯亚军，1987年中国足球队参加了第24届奥运会足球预选赛取得了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决赛权，第一次在奥运赛场上实现了冲出亚洲的夙愿。但总体而言，当时中国足球冲击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世界杯屡遭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足球运动在我国的普及和提高，也引起广大球迷的不满。这种不满往往迅速演变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5·19”事件。1985年5月19日，第13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在北京工体1:2负于中国香港队失去出线权。赛后愤怒的球迷拒绝退场，在看台上高喊“枪毙曾雪麟”、“打倒曾雪麟”长达一个多小时（当时曾雪麟为中国队主教练，曾于1984年率队获得亚洲亚军）。

大赛失利对国内足坛的影响不仅限于社会骚乱，1982年1月10日，第十二届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最后附加赛，中国1:2负于新西兰，从而失去了西班牙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一战对此后中国足球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赛之后，中国足坛引发了关于中国足球发展方向的一次大讨论，即中国足球是走技术型的发展道路，还是走力量型的发展道路的讨论。当时包括许多队员在内的中国足球业内人士承认非常惧怕类似新西兰这样的力量型打法，因此许多专家提出要修正以往的“小快灵”特点，应重视高大、力量和速度，因此此后中国足球队一直追求对亚洲球队的高大和力量优势。这也是后面采用体能测试、头球进球算两个等做法的滥觞。

1992年3月，体委主任伍绍祖和袁伟民在参加会议后，回来传达“今年召开的十四大上中国经济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体育也要引入市场机制”。当时体委刚刚开始推行奥运战略，为了避免其他体育项目更大的震荡，最终选定把足球作为突破口，拟根据足球改革的经验再推广到其他项目。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在北京红山口举行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决定了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最终路线。“红山口会议”使足球界对于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争议逐渐停息下来，但足球到底如何进行职业化改革的具体步骤却还没有明确。1993年大连棒槌岛会议则制订了具体的规划。这次会议讨论和修改并原则通过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草案》、《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草案》和《足球俱乐部章程草案》等文件，在会议上决定了中国男足要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韩日世界杯进入16强，把1994年甲A作为联赛的改革试点，正式决定在1994年推出职业联赛，与国际惯例接轨——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比赛实行主客场赛制。与当时中国国内其他领域的改革类似，中国体育的改革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其优势是借助领导权威和行政命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运行成本，其缺陷是很多潜在的问题在改革之初无法被揭示出来。

在对足球的市场化改革达成一致后，如何把足球推向市场使之实现商业价值就成为当时足协领导人必须解决的问题。1993年，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中国足协直属国有企业——中国福特宝（取自音译football一词）足球产业发展公司，成员大多来自中国足协的该公司享有足协商务活动及俱乐部商务开发的全权代理权，它的成立意味着中国足协开始集“政、事、产”三权于一身。

由于足协完全没有商务开发经验，通过国际足联的协助，中国足协与国际足联旗下的赛事推广商IMG（国际管理集团）展开了合作。IMG以“一年120万美元承包费，以后每年20%递增”的条件拿下头5年甲A商务开发权，一年120万美元在当时不啻是个天文数字，此前国家体委每年划拨给足协的运作经费仅有二百万元人民币。此外加之，美国著名烟草厂商万宝路对于联赛的冠名，让中国足球界第一次实实在在感知到了冠名和赞助这些“舶来品”究竟为何物。这样，足球不仅成为中国体育产业市场化的“首吃螃蟹者”，也是最早开始通过市场获利的项目。

1994年4月17日，经过重金包装的全国足球甲A联赛开始，昭示着中国足球开始向职业化方向发展。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客场赛制吸引了数万球迷买票入场看球，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大门就这样打开。首轮比赛，全国6个赛场观众踊跃，共有约15万人观看了这轮比赛，其中成都和延吉的观众都达到4万人以上，整个赛季平均上座率超过1.5万人。

当时参加第一届中国职业甲级 A组联赛的球队纷纷按照足协的要求进行了俱乐部改制，当然这种改造有的比较彻底，有的只是旧瓶装新酒。但不论如何，所有的球队都在形式上与原来的体工队进行了切割，我国足球事业的职业化改革已经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据足协统计，从1994年到2002年的八年中，直接到现场观看比赛的观众超过了三千万人次，平均每场2万人。中国足协从IMG共获得3亿元，各会员协会获得了200万元收入，青少年和女子足球共获得7000万元。所有这一切至少为国家省下3亿元。这与职业化前足协每年获得国家拨款100万元有天壤之别。但在成绩背后，由于当时足球职业化时机未必完全具备，各种配套政策工具没有跟上，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

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足协主导的足球职业化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希望借助市场的力量，尽快扭转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现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足球市场的大门一旦开启，市场规律必将以其特有的方法和手段影响旧有计划体制下的中国足球，这种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是足球职业化改革后最先面临的问题。足协提出12分钟跑作为职业运动员上岗与否的依据，不达标者将被停止参加职业联赛一年。足协试图通过加强球员的体能提高国家队的水平的初衷并没有错，但在进行职业化之后的俱乐部属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足协直接干预球员训练的做法是否可行值得商榷。

1992年底到1993年初，由广东健力宝集团赞助、中国足协委托朱广沪、李辉以及刘志才三位教练在国内严格筛选了22位“足球尖子生”组成健力宝青年队来到足球王国巴西，开始足球留学生涯。1996年初，包括李玮峰在内的另外7名球员增补进球队，这支人数达到29人的“健力宝”队正式成型，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内的关注，一度被誉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1998年，健力宝队回国后解散，并没有能够以单独成队的方式参加职业联赛。队中的张效瑞、商毅、李铁、李金羽和李玮峰等人均成为此后中国队以及各俱乐部的佼佼者。总体而言，这种足球留洋模式并未达到迅速提升我国足球水平的预期目的，其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让我们明白，足球水平的提高必须依靠大量的足球人口而不是简单的环境移植。

此外，资本与市场的矛盾使各种利益集团在各种层面上发生冲突，因此赛场争端比八十年代更多也更复杂，这些矛盾由于这个阶段中国足球的迅速转型并未充分显现出来，但这些矛盾并未得到妥善而彻底的解决，为下一阶段各种冲突的集中爆发埋下了伏笔。

1999年之后，甲A联赛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足球既有辉煌的一面，又招致了广泛的批判。最辉煌的成就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队终于成功晋级决赛圈；招致批判的是，这个阶段我国职业足球整体发展陷入一个瓶颈，各种问题都进一步暴露出来，假球黑哨问题、市场与计划的矛盾、出线足球与职业联赛的矛盾，球员与教练的矛盾、球员与俱乐部的矛盾以及俱乐部与足球管理者的矛盾等都在这个阶段得到进一步的体现。百事可乐公司于2002年退出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冠名也是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甚至出现了联赛难以找到冠名赞助商的窘境。

这个阶段国内足球俱乐部普遍遇到了严重的经营管理问题，投入逐年增加，但并没有使市场兴旺，观众越来越远离球场，俱乐部在难以获利甚至也得不到广告效应的情况下，不得不纷纷退出职业足球市场。此外，职业化以来收入的暴增，职业素养的缺乏，以及俱乐部管理理念和方法的落后使球员管理出现了困境，球员负面消息频出，给社会造成的诸多不良影响，以及联赛为世界杯让路以及青少年足球年龄造假等问题彻底毁掉了中国足球发展的土壤。

各种矛盾的不断暴露，足协管理者认为原因在于球队过分重视比赛成绩，轻视俱乐部建设。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足协将中国职业联赛参照欧洲五大联赛中市场和推广上最成功的英格兰超级联赛为样板，在2004年构建了中国职业足球超级联赛。但中超初始很快就受到了挑战，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和经验不足，在中超联赛资格的竞争中就出现了问题，亚泰辽宁中超资格之争和重庆冠城输球进中超就是两个最典型的闹剧。经过一系列风波，2004年5月15日晚首届中超联赛开幕式在天津开发区的天津泰达足球场举办，甲A联赛终结，中国职业足球进入了中超时代。

2005年新上任的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开始整顿联赛，第一个举措就是向资本操纵下的“派系足球”下手。在足协的强力推动下，短时间内，实德系分崩离析。进入中超时代，虽然足协希望中超联赛能更加法制化、市场化，但中超联赛伊始，俱乐部与足协的矛盾却进一步激化，其中以国安罢赛，“G7”革命和武汉光谷俱乐部退赛最为典型。

经过俱乐部与管理层的长期斗争，2005年10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立“中超联赛股份公司”，时任足协专职副主席谢亚龙表示，足协已经把原来的经营权交出来了。中超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会议由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重大事项须经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按此这规定，足协通过出资比例获得了重大决议的“一票否决权”。这一举措也意味着俱乐部通过成立中超公司管理和经营中超联赛的愿望破灭。在中超公司的经营下，中超俱乐部们的收成也每况愈下，市场的不断失败无疑使投资不菲的俱乐部更加不满，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非理性对抗行为也成为俱乐部的可选择行为之一，2009年武汉光谷俱乐部更是以直接退出联赛的方式来表达其不满。

2008年奥运会后，中国足球遭受了市场和成绩的双重失败，除了引发社会不满之外，也引起了国家高层体育管理部门的重视。2008年，据称国家体育总局因为不满青少年足球的培养，要求足协改革全运会和城运会赛制和参赛队伍结构、规模，并且提出政府主导，社会、俱乐部和省市体育局共同培养青少年的计划。这个动议中，行政手段对足球干预的色彩更浓，还有一些人提出职业俱乐部回归省市体育局的建议，中国职业足球前景勘忧。而足坛假球黑哨导致的各种乱象也使中国最高领导人多次发出治理整顿的呼吁。社会舆论相信，2009年由公安部门查出中国足坛大规模的“假球黑哨”案件正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决心扭转中国足球颓势的一种努力。

2010年3月1日，恒大集团以1亿元买断广药俱乐部全部股权，正式更名为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将中国职业足球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金元时代。中超8冠王、2夺亚冠等众多荣誉让恒大的巨额投入在赛场上得到了足够的回报，但更加丰富的回报却在赛场之外。凭借着足球在全国打造出的巨大知名度，恒大地产在全国展开了疯狂的扩张，其商业版图也在快速膨胀，2017年恒大掌门人许家印便以2813.5亿元的身价登顶中国富豪榜首位。亲眼见证了恒大凭借足球之势带来了巨大利益后，阿里、苏宁、万达及各路地产商纷纷携资本杀入中国职业足球市场。这一阶段的中超市场火爆异常，中超赛事的版权在2015年卖出了5年80亿的天价，国际级球星来来往往，不断刷新记录的天价转会费，甚至让中超联赛一度有了“世界第六大联赛”的名号。

2020年足协正式实施限薪令，加之疫情爆发导致国内外经济状况急剧恶化，这些投入巨大，几乎没有自我造血能力的俱乐部成了母公司的烫手山芋，中国职业足球的金元泡沫迅速破灭。2018年-2020年，中国职业足球三级联赛共有24家俱乐部解散，至今，这场危机仍在继续。2021年初，刚拿到联赛冠军不到4个月的江苏苏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2021赛季开始，足协要求中超、中甲全部实现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又一批无利可图的投资人选择撤出。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由于疫情的原因，以赛会制的方式艰难的完成了赛程，却也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2022年中国男足在世预赛上的惨淡战绩再次让豪赌世界杯的足协管理层颜面尽失，引起了整个社会的不满。2022年足协又在酝酿新的限薪令，在此背景下恒大再次引领了逆潮，一份顶薪60万的限薪标准令世人惊叹！与此同时，足协管理层正被俱乐部集体欠薪风波搞得焦头烂额。

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已接近30年，30年却只绕了一个圈